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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是为了你好啊,头脑特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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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作各种决策,决策对人们有重要意义。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即为社会决策,或者更确切地说称为策略性决策——在他人决策背景下,策略性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作为一种推测他人意图、动机等心理状态的能力,与社会决策密切相关。研究社会决策的惯用范式是博弈论范式。前人用这类范式发现:与正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决策时,会表现出不相信别人、没有策略以及较少拒绝不公平分配等异常行为。那么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异常社会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是患者受损的认知神经功能还是患者受损的ToM能力中介了其社会决策行为的异常?

他这样做好不好?他为什么做这样?在复杂的人际互动中,人们常常要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不停地关注他人的行为本身,有时还得深入探究驱动行为的动机和意图。同一个举动或决策,背后的意图可能大不相同;而对举动背后意图的不同感知,也可能使人们对该举动的评判截然不同。

“不患寡而患不均”,伟大的先哲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公平的重要性。人类对公平的追求跨越了年龄、种族和文化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合作产生的基础,也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你会怎么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究组的青年特聘研究员周媛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教授王惠玲、丹麦奥胡斯大学博士Vibeke
Bliksted合作,采用中介分析研究神经认知和ToM能力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异常最后通牒决策行为中的作用。研究采用精神分裂症认知评估测验评估患者的认知神经功能;采用心理理论图片故事任务测量被试的心理理论能力;采用迷你最后通牒游戏范式测量被试作为回应者的社会决策行为。在经典最后通牒博弈中,由两名参与者共同分配一笔钱。其中一人作为提议者,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人作为回应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如果回应者接受分配方案,就按提议者的方案分配;如果回应者拒绝分配方案,那么两人均将一无所获。miniUG是在这一经典范式基础上给提议者提供了两个分配方案选项,通过将同一不公平分配结果置于不同的备择选项中反映提议者的行为意图,所以回应者可以根据提议者未选择的选项推测出提议者的意图、动机等心理状态。因此,采用这种范式可以研究决定回应者决策的是不公平感还是提议者的隐藏意图。

出于“好心”办坏事,更容易被谅解

必发bifa88手机版,在近年的一项研究中\[1\],研究者曾要求被试阅读一份关于一家小型公司的背景资料:这家公司雇员的薪酬与公司的利润密切挂钩,而由于公司CEO最近的一次投资以失败告终,公司雇员的薪酬也受到了波及。

在这一研究中,被试们扮演了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当他们被告知公司的CEO此前认定这笔投资前景看好、会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时,他们会认为公司雇员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小;反之,如果被告知这名CEO有意做出糟糕的投资决策,目的是敦促公司雇员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增加公司未来利润,他们则认为公司雇员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

必发bifa88手机版 1站在旁观者角度看一桩牵连到公司雇员的企业投资悲剧时,人们对雇员受损害程度的看法会受到投资决策人意图的显著影响。图片来源:blogspot.com

现实生活中,除了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我们也经常成为上述相似情境中的当事人。在人际互动中,如果我们在经济或心理上受到他人的伤害,会感受到社会性疼痛。来自神经科学的最新证据表明,这种高级的社会疼痛激活了与初级的生理疼痛相同的神经回路\[2\]。相应地,当我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爱与社会联结,我们会体验到一种社会性温暖,这种温暖与生理温暖也有相似的神经表征\[3\]

近日,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决策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在一项最新研究\[4\]里探索了人们在社会交互过程中,对他人意图的感知对于公平感的调节作用,并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论文将于2015年6月发表在《国际心理生理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上。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古斯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这个问题。两名参与者按要求分配一笔金钱,其中一名参与者作为提议者,决定分多少钱给对手,而另外一名参与者是回应者,能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接受了方案,那么该笔钱按提议方的建议进行实际分配;如果拒绝,那么双方一无所有。已有的大量研究发现,人们常常会不惜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做出拒绝不公平分配的决定,特别是当分配方案中回应者能拿到低于总额的1/5时,更是如此。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不利方案的拒绝率显著低于健康组被试,而对有利方案的拒绝率显著高于健康组被试。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分配方案变化的敏感度低于健康组被试。分别对ToM和认知神经的中介分析发现,TMPST任务中问卷得分而不是BACS得分部分中介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被试在社会决策行为中的组间差异。

意图可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对我好不好,一看就知道

“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是一种两人参与的非零和博弈。在经典版本中,两名参与者分别扮演“提议者”和“响应者”的角色:提议者负责提出将资源(例如10块钱)在二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方案,而响应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如果提议被接受,资源会按照提议在二人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提议被否决,则二人均无法获得任何资源。

必发bifa88手机版 2就一桩买卖。服从分配就各拿各的钱各自上路,不接受就一拍两散谁都捞不着任何资源。这样的最后通牒博弈,自提出以来就被广泛用于研究人类的公平感知。图片来源:blogspot.com

然而,在经典版本中,响应者只能看到来自提议者的分配方案本身,而无从对其分配意图进行揣摩。为了研究感知提议意图对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我们基于经典范式提出了“意图-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范式(Intentional
UG)。在这一范式中,提议者面对两个不同的分配方案,可以从中选择其一——选择的过程将被呈现在响应者面前,响应者因而可以基于提议者的选择,判断其分配意图。

供提议者选择的两个分配方案在资源分配比例上是相近的,比如分配10元钱,让提议者在自己保留7元和自己保留8元之间做出选择。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分配总金额为10元时,提议者自己保留5元或6元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可以接受的,而提议者自己保留8元或以上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平”的。

必发bifa88手机版 3实验范式图。实验中设置的分配方案集以及全部的可能收益组合如图所示,图中第一行代表提议者收益,第二行代表响应者收益。图片来源:Q.
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2015) 183–190.

在此基础上,如果提议者从两个分配方案中选择了对自己不利而对响应者相对更好的一个,这种情形被定义为“感知善意”,反之则被定义为“感知恶意”。本实验的被试扮演响应者的角色,在实验全程,他们的脑电数据(EEGs)都会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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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流程图。原始分配方案集呈现之后,提议者的选择会被加绿色方框显示。“接受”(Accept)和“拒绝”(Reject)选项出现后,响应者可以对其进行响应。图片来源:Q.
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2015) 183–190.

情绪是我们拒绝不公平的动机

该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决策中会接受更多不利于自己的方案,拒绝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而且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社会决策情景的变化不敏感。并进一步揭示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ToM能力缺陷,而不是认知神经功能缺陷对这种异常的社会决策行为起部分中介作用。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心理理论缺陷的特定方面如何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决策行为。

能被善意“安抚”的不公平感

采用这种2*2(分配方案:公平、不公平;感知意图:善意、恶意)的实验设计,研究者得以聚焦于响应者对于不同分配方案的公平感知及其随后做出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当分配方案本就不公平时,如果响应者感知到选择是“善意”的,则拒绝率显著降低。

在神经层面,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的波幅能反映人对分配方案公平程度的认知加工过程。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一项分配方案越不公平,其所诱发的反馈相关负波波幅就越大。出乎意料的是,在本研究中,这一结果出现了反转——从整体上看,公平的提议反而诱发了更大的反馈相关负波。通过对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这一反常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感知善意极大地削弱乃至扭转了响应者的不公平感。

必发bifa88手机版 5提议评估阶段脑电结果。FZ和FCZ为前额的代表性电极点。可以看到,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感知善意能显著降低响应者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图片来源:Q.
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2015) 183–190.

前人的研究显示,与家人、朋友、同事的亲密关系,甚至来自陌生人的微笑,都会给人带来社会性温暖的感受。在这项实验中,“不公平-善意”情形下,提议者面对的两个原始分配方案都对响应者不利,但他们在其中选择了相对公平的方案。尽管提议者的这一举措有可能是出于策略性考虑(选择对自己相对不利的方案,从而降低响应者拒绝提议的概率),然而在响应者看来,这实际上是传递出善意的信号。

有研究者提出,当面对不公平时,我们会产生愤怒和厌恶的情绪,而正是这种情绪驱使我们做出报复性的拒绝行为。

上述研究部分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81371476)、“863”项目
(No.2015AA020513)、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国家留学基金委基金支持。研究论文已在线发表于BMC
Psychiatry
期刊。

“我是有苦衷的,你听我解释”

除此之外,通过对提议评估阶段的脑电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人们更加关心分配意图的善恶。反之,如果提议本身公平,响应者则并不关心这一提议背后的意图。

基于这一发现,研究者们推测,在人际互动中,面对一项行为的结果和意图,结果本身的好坏会首先被考虑,只有当结果不好时,驱动这一行为的意图才会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一发现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验也是相符的。

我亲爱的爱人,如果你爱我,请带给我我想要的生活。当然,纵然最终事与愿违,我也愿与您共甘共苦,只要你可以向我证明你的意图——证明你曾为我想要的生活而努力过。

本文作者是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的博士生,为本文所提文献的共同第一作者。果壳网欢迎更多科研工作者为我们撰稿。

(编辑:Calo)

以往研究发现,公平分配任务本身能够唤起回应者强烈的情绪体验。研究者发现,当面对不公平分配时,回应者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加,他们会愤怒、轻蔑、恼怒、嫉妒、厌恶等等,而愉悦、满意等这些正性情绪体验会降低。如果这时候去测量回应者的生理指标,会发现他们的皮肤电反应会增加、心率减慢,而肌肉电反应与喝恶心的饮料或看到厌恶图片时的表情一致。

论文信息:Liuqing Yang, Peifu Li, Haiying Mao, Huiling Wang, Chang Shu,
Vibeke Bliksted & Yuan Zhou. Theory of mind deficits partly mediate
impaired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 schizophrenia. BMC Psychiatry
17:168
DOI 10.1186/s12888-017-1313-3.

参考文献:

  1. Ames, D.L., Fiske, S.T., 2013. Intentional harms are worse, even
    when they are no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9), 1955-1962.
  2. Eisenberger, N.I., 2012. The neural bases of social pain: Evidence
    for shared representations with physical pain. Psychosom Med 74 (2),
    126-135.
  3. Inagaki, T.K., Eisenberger, N.I., 2013. Shared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ocial warmth and physical warmt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1), 2272-2280.
  4. Ma, Q., Meng, L., Zhang, Z., Xu, Q., Wang, Y., Shen, Q., 2015. You
    did not mean it: Perceived good intentions alleviate sense of
    unfair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3),
    183-190.

任务本身引起的负性情绪,也是导致公平决策中拒绝行为的原因之一。脑电波研究发现,反馈相关负波能够预测分配任务中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而且拒绝率是与负性情绪反应相关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公平提议能够引起负性情绪相关的脑岛以及负性冲突情绪相关的前扣带回的激活。脑成像研究也一致发现,拒绝率与厌恶情绪相关的脑岛激活程度正相关。

论文链接

文章题图:blogspot.com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对不公平知觉唤醒的负性情绪体验。是让我们做出拒绝行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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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愉快都会影响你的决策

图1 心理理论或认知神经功能对迷你最后通牒行为中介效应的中介分析示意图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情绪总是千变万化的。当遇到工作中的烦心事,我们会感到焦虑;当和朋友去看了一场有趣的电影,我们又会感到放松。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我们的公平决策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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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愤怒情绪。愤怒是一种高唤醒、高趋近的负性情绪,能够促进报复社会的反社会行为。当我们处于愤怒的状态时,我们的公平决策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图2miniUG范式中被试对分配方案的拒绝率;被试拒绝率受分配情境影响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有研究者在决策前,让回应者观看愤怒视频作为诱发他们愤怒情绪的手段。结果发现,相比于观看愉悦视频,愤怒会使回应者拒绝更多不公平的分配。而通过操纵分配者的面部表情,同样可以发现,回应者对情绪愤怒的分配者提出的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是最高的,而对和颜悦色的分配者提出的分配方案的拒绝率则最低。

研究者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分配者常常会“欺软怕硬”。相对于可能和颜悦色的回应者,分配者往往会对那些可能愤怒的回应者做出更公平的分配。这是因为人们通常知道愤怒的人常常会意气用事,做出非理性行为。所以作为分配者不愿意激惹愤怒的回应者,因而会更多地做出公平分配,以降低被拒绝的风险。

由此可见,情绪不仅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公平决策行为,他人的情绪状态也会间接地影响我们的公平决策行为。

控制你自己:情绪调节的作用

尽管情绪使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然而我们依然有自己的方法来控制情绪。研究者常常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

认知重评指人们对现有的事件重新进行理解,其策略包括上行调节和下行调节。上行调节是指回应者从负面理解分配者做出不公平分配的意图和行为,比如认为分配者是一个自私而贪婪的人,想独自获得所有的金钱收益;下行调节则是指回应者从正面理解分配者的意图和行为,比如,认为分配者可能存在债务问题,因此想尽可能地多挣一些。结果发现,上行认知重评使回应者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率提高,而下行调节则相反。

表达抑制是指人们主动避免想起事件,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然而表达抑制相比于认知重评,显得没有那么有效。比如,当人们面对不公平分配时,压抑自己的情绪会降低负性情绪的感受。但当再次提起事件时,则负性情绪又会重新上升。这表明表达抑制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认知,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绪调节策略。(作者:杨仲、李琦、刘勋,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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